慈善与社会服务

慈善的文明

慈善事业,是社会化的组织活动,表达对真主的敬畏,是连续不断对真主造化的万物给予仁慈、热心和关爱的表现。这个活动的内容是对一部分特殊财产的管理,奉真主的尊名,对社会奉献精神的保护,监管这部分财富权利转让,成为慈善专用性质的福利,合理地分配给需要赈济的人群。慈善的目的只为取悦于真主,把福利慷慨地赠送给贫苦的人家,向他们表示社会的同情和关怀。实际上,奉献自己的财富,必要时甚至生命,一切为了真主,是每个穆斯林必须服从的真主命令,是实践伊斯兰信仰的先决条件。

《古兰经》说:“信士,只是确信真主和使者,然后没有怀疑,能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的人;这等人,确是诚实的。”(49:15)

《古兰经》说:“他们确信幽玄,谨守拜功,并分舍我所给予他们的。”(2:3)

《古兰经》说:“真主确以用乐园换取信士们的生命和财产。”(9:111)

《古兰经》说:“有人为求真主的喜悦而自愿捐躯。真主是仁爱众仆的。”(2:207)

根据伊斯兰的基本理念,今世的生活只不过是对后世的准备,而后世确是现世生命的继续。这个观念确立了人生肉体和精神的完美平衡,也确立了现实物质需要与生命实质的完美平衡。这样为社会和平与繁荣奠定了强大的认识基础。

“瓦格夫”(waqfs)意思是慈善事业,概括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活动范畴,而“因发格”(infaq)是虔诚奉献和捐助的具体措施,这两个术语概念都表达了伊斯兰所理想的社会慈善与仁爱精神。清高的真主在尊大的《古兰经》中启示他的仆民须把自己所珍爱的物品分舍出来,以便赢得真主的喜悦。

对于一个普通的人,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无过于他的生命和财富。只有完全顺从真主的命令,舍得把自己最珍贵的生命和财富为真主施舍时,他才能获得进入乐园的赏赐和真主的喜爱。因此,凡是时刻记念真主而且把自己财富用于慷慨施舍的人,被称作是“有奉献的人”,他们把自身的精力和才干以及财富用于慈善和公益事业,从而享有这个美誉。

一个社会能否达到和平与吉祥的美好光景,归功于该社会中这些有奉献的人所表现的集体善功。他们的仁爱之心和慈善活动,所产生的效果不仅创建了现实社会的道德风尚,而且他们的善功所形成的公益事业与慈善体制将延续下去,福照他们的子孙后代。走在当代这些“有奉献的人们”前面的是历代先知和真主所喜爱的先贤,他们在经历了生活的磨练之后达到了信仰和人品的完美,成为真主的朋友。他们的光辉业绩不局限于一个时代或地区的成就,而是传播到世界各地,影响深远,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黄金时代的美好篇章。

当代世界,到处都有许多矛盾和弊病,有社会的,也有经济的,追查其根源,无外乎是道德缺失所产生的恶果,传统的慈善制度遭到了破坏,而新制度不健全,只有一些自发和零散的慈善活动,不成系统。穆斯林的当务之急是复兴我们传统的美德,重建慈善机构,尤其富裕的穆斯林责无旁贷。

先知穆圣说:“当阿丹的子孙归真之后,他的一切活动都结束了,但只有三个方面还能继续下去:一是持续有效的施舍,或者给社会带来福利的知识,或者为他虔诚祈祷的儿女。”(Muslim, Kitab Al-Wasiyya,14)

这段圣训中说的“持续有效的施舍”(sadaqah jariyah),权威学者们解释为“重复的善功”,意思是人在生前所奉献社会的施舍在他身后仍旧继续不断给社会带来福利。

地球上有些清澈的河流或泉水,起始于真主创世的远古时代,而且将继续畅流不息直到世界末日。在这清流之畔,曾经有过无数生物享受到这甘冽清纯的水源,解除过他们干渴的痛苦,给他们带来生存的欢乐和希望。先知穆圣就曾把信士的慈善施舍比作此等的清澈水源,而且这些善功的成果远远超过水源的比喻,真主恩赐的报偿将永久源远流长直到复活日,不断增加对施舍者的报酬,擢升他在天堂里的品级。如此善功被称作是“持续有效的施舍”。

真主在宇宙间为人类的美好生存创造了一切物质福利,但同时也赋予每个人的社会责任。人类在世间所追求和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的责任,如儿女、财产或财富。这些是人们日暮渴求的目标,其实都是受托于真主,承担保护的使命。古代苏菲诗人尤努斯•艾姆雷说:

请问财主们,请问物主们,

谁是你们财物的第一主人?

财富是虚幻,家产是虚幻,

只不过同你们游戏一场。

实际上,天地万物的一切全归大能的真主所有;真主的仆民只拥有暂时的占有权。因此,一个真信士应当明智地理解,人的一生所得到的财富都是代替真主受委托保管。委托保管有言在先,必须遵循真主天命的法则,例如因发格(虔诚奉献与施舍)财物的管理方式,违背者是对受委托责任的背叛。这种背叛构成严重的罪过,将在复活日受到清算和惩罚,而且在现世,违背法则的行为,如财物独占与自私行为,造成贫富悬殊,怨声载道,社会动乱。根据伊斯兰慈善精神对财富合理分配,可以杜绝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不公正和阶级仇恨,有利于人类文明健康发展,人人知足,社会安宁。

任何人拥有巨大的财富都会是暂时现象,他们有千种万种原因发生破产或败落,加入到穷人的行乞行列,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因此富裕的人更应当想到自己因拥有财富而具有的慈善责任,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表示对真主委托财富的觉悟和感恩,乘自己有钱的时候多施舍,为自己在真主那里积累精神财富。

把自己财富用于 施舍,有敬畏真主的真诚意念,会受到真主的恩典报偿。最珍贵的行为是虔诚的善功,为了真主,造福社会,无私无虑,坦白忠诚。施舍的财物即使是很小的一部分,真主也将增值许多倍的回报和赏赐,但贵在真诚,有经文为证。

《古兰经》说:“为主道而施舍财产的人,譬如(农夫播下)一粒谷种,发出七穗,每穗结出一百颗谷粒。真主加倍地报酬他所意欲的人,真主是宽大的,是全知的。”(2:261)

先知穆圣说:“谁为了敬畏真主在大地上建造一座清真寺,真主将在天堂里为他建造一座广厦。”(Muslim, The Book of Masajid, 24)

瓦格夫慈善事业的最高宗旨是取悦于真主,祈求真主恩赐在后世的安宁和幸福。早期的穆斯林在开展慈善活动时都有如此明确的目标。他们充分理解,在今世的慈善奉献必将帮助他们更加“接近真主”(al-taqarrub ilallah),这是一个重要条件维护慈善事业的有效性,也是穆斯林世界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共同认识。

我们今天重新开展慈善事业,其宗旨和目标成为敏感的话题,必须谨慎小心,端正目标,广泛宣传财富受之于真主委托的基本理念。这是穆斯林历史上对待慈善事业的一贯立场和精神实质,认真执行,必有成效。凡违背这个基本精神的虚假“慈善”,都遭到了失败,并且招致意想不到的社会灾难。

先知穆圣说:“你向大地上的人们表现仁慈,你将得到从天而降的仁慈。”(Abu Dawud, Adab, 66)

在《古兰经》中记载的先知撒立哈在他族人中传播真主启示的宣教活动中,他所牵引的一头展现奇迹的母骆驼及其乳汁不是任何人的财富,而是受真主的委托给民众带来福利,是对他族人信仰的考验。他们拒绝真主使者的宣教,杀死了骆驼,并且图谋杀害真主的使者,但遭到了悲惨的报应,使整个民族遭到毁灭。(参看《古兰经》第26章)

在有关先知苏莱曼的故事传说中,有两只麻雀,它们同苏莱曼的对话,包含着受真主委托忠诚于使命的意义。一只麻雀遭到先知苏莱曼训斥之后,对他警告说:“我有能力把你的王权毁灭掉。”

苏赖曼说:“你好大胆的小麻雀!口出狂言,竟敢说毁灭我的宏伟王国。”

小麻雀回答说:“我当然能够。比如说我把翅膀弄潮湿之后,到土地上去打滚,然后把泥土洒在你那王宫屋顶上,天长日久,就能把你的王宫掩埋起来,使你的王国毁于一旦。”

这不过是一个寓言传说,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任何宏伟的财富和王国都可能被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毁灭掉,使国王成为一介破衣烂衫的穷汉。一切都在真主掌管之中。

我们的前辈们谆谆教导我们,一切行为不能偏离正道。根据阿拉伯文的发音,我们生活中离不开许多带有“瓦”(wa-)音的字词,如“真主[1]”(wallahi)、“官员”(wali)或“指导”(wasi),要避免对认主信仰的疏忽,防止官员不负责任,警惕不严格遵守慈善事业的指导原则,因为这些都将造成我们事业的失败。主管人的责任最为重大,例如不可疏忽慈善事业中真理的忠告,坚持原则,对服务人员的聘用资格,必须以信仰与能力为选择条件。只有严肃认真执行慈善服务的各项原则,才能使公共的财富得到保护,分配方式公开,公平合理,有的放矢,达到慈善的目的。

慈善事业是社会管理体制,其财富的形式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都是属于大能真主的所有权,但这些财富转向社会贫民,成为他们享用的权利、实惠和福利。换句话说,慈善机构所拥有的财富,都是来自民间的仁慈捐赠,但所有权发生了变化,不再属于原来的主人,变成了公有财富,不能买卖、交易或继承。为了真主和公共福利而收集和分派的这些财富,自始至终都携带着祝福和诅咒双重内涵。珍惜和爱护这些财富的管理人员受到大家的祝福,希望他们在管理和分配这些财富过程中获得真主的喜爱和赏赐。但是,对那些不负责任而且心怀邪念的管理人员,错误使用这些财富将给他们带来诅咒和厄运。

奥斯曼帝国早期的苏丹王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1432-1481)曾经下旨创立哈吉亚-索菲雅慈善机构,在他的誓言中就包含着对腐败官员的诅咒。他说:“任何企图篡改或者转变本慈善机构的基本宗旨者,必将遭到真主、天使、人类和一切生灵的诅咒。”

虔诚的穆斯林必然担心诅咒生效,成为永世洗刷不清的罪孽。他们对这样的诅咒有恐惧感,必然小心翼翼,可以促进他们尽心尽意地认真工作,为慈善事业做出贡献。慈善事业历史上的成功归功于先辈的虔诚信仰和完善的制度,例如凡是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员都必须遵循特定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既是工作的立法,也是向真主表达的誓言和承诺。真主的命令是不可改变的,遵循真主命令而制定的慈善事业的宗旨和法规也是不可改变的。由于有了这样稳固的精神基础,慈善事业在历史上获得了巨大了成功,有许多地方的慈善服务一直延续到今天。

伊斯兰的慈善事业最早都是从向真主祈祷的地方开始,如清真寺,然后再向四周扩大,渗透到全社会各种领域。当高贵的天使吉卜里利看到先知易卜拉欣把他的羊群用作慈善施舍时,他赞美真主崇高。天使没有接受他的施舍,而先知易卜拉欣把他的羊群在市场上换得了一片土地,分配给贫苦的农民耕种,帮助他们自食其力。这就是最朴素的慈善事业,始于先知易卜拉欣。

先知穆罕默德他本人就是仁爱与慈善的范例,在他的生平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慈善实例,成为后代正义行为的榜样。他说:“你向大地上的人们表现仁慈,你将得到从天而降的仁慈。”(Abu Dawud, Adab, 66)为了取悦于真主,他把在麦地那的七处枣林,以及在汉达克和海巴尔的枣林都捐赠给了慈善机构。他的弟子们跟随着他示范的榜样,许多人慷慨赈济贫苦人的善行传为社会美谈,他们把最珍贵的财产用于慈善目的。一位弟子加比尔说:“据我所知,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位辅士或迁士非要等到富裕才开始施舍。”(Ibn Qudamah, Al-Mughni, vol. V, 598)

欧麦尔从海巴尔之役的战利品中得到一个枣园喜出望外,但是他一连三个夜晚都做了同样的梦:他主动把枣园捐赠给了慈善组织,已不归他所有。于是,他来到先知穆圣的面前,说起他的梦境。他说:“真主的使者啊!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拥有过这样好的一处枣园。怎么办呢?我愿听从你的指示。”

先知穆圣回答说:“如果你愿意,应当为了真主把这个枣园捐献出来。捐献之后,这处枣园就不能成为商品进入交易或作为私产由家人继承。所有的果实都应当奉献给穷苦人。”听到这个指示之后,他立即决定把枣园捐赠出来,用来补助三种人:为伊斯兰宣教而奋斗的困难者;渴望获得自由的奴隶;贫苦的徒步旅行者。(Bukhari, Kitab al-Wasaya, 22, 28)

真诚的慈善捐赠,是把自己最心爱的财富或资产奉献给慈善事业,由需要的人去分享,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有一次,居住在麦地那的弟子们被招到大清真寺聆听真主使者宣讲教义,先知穆圣在他的宣讲中背诵了一段《古兰经》。“你们绝不能获得全善,直到你们分舍自己所爱的事物。你们所施舍的,无论是什么,确是真主所知道的。“(3:92)

在场的所有弟子都激动不已,人人都在思考如何根据自己的财富状况执行真主使者的教诲,把慈善的精神变成每个人的实际行动。其中有一位麦地那本地人
“辅士”,名叫阿布•塔尔哈,全城他最富有。他所拥有的枣林和棕榈树林全城数第一,但是他决定把最好的一处果林捐赠给慈善组织,而且这个果林正在先知圣寺对面,占有最佳的地理位置。他曾经常邀请先知穆圣和弟子们到那里做客,用丰盛的饮食热情款待。

上述的那段经文使他思想发生了转变。阿布•塔尔哈来到先知穆圣面前,说:“真主的使者啊!我听到了真主的启示,说‘你们绝不能获得全善,直到你们分舍自己所爱的事物。’很受感动。我最珍爱的事物就是这片土地,著名的白茹哈果林。我为了真主把这座果林捐赠给社会,只希望取悦于真主。今后如何使用,一切听从你的安排。”(Bukhari, Wasaya, 17)

根据当时弟子们的传述,在阿布•塔尔哈晋见先知穆圣之后,他走回到他的果林,准备移交手续。正在林外徘徊,发现他的妻子在果林外的一棵大树下坐着,妻子问他说:“阿布•塔尔哈啊!你为什么站在外面等候,怎么不进去?”

他回答说:“我不想进去了。你进去吧,快收拾一下我们的个人东西,马上走出来。”

他妻子惊讶地说:“怎么啦?阿布•塔尔哈,这难道不是我们自家的果林吗?”

阿布•塔尔哈确定地回答说:“从现在开始,不是我们家的私产了。这处果林现在已经属于麦地那的穷苦人。他耐性地向他的妻子解释了前因后果,并且背诵了那段使他感动的《古兰经》经文。他妻子问,是否在向先知穆圣表示捐献他们家果林时,也有他妻子的名分。他回答说正是如此。

然后,他妻子说:“祈求真主喜爱你!其实我早就有如此想法,只是担心你不同意,所以没有胆量向你提出。这下可好了,只求真主接受我们虔诚的施舍。我马上就收拾东西去,离开这里。”阿布•塔尔哈所表现的行为,说明在伊斯兰教育下他提高了人性质量,形成了为民造福舍己为人的观念。我们不难想象,假如这样的人多了,散布在世界各地,汇集成全社会的高尚道德力量,将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土耳其,坚守伊斯兰为国家精神,教育民众追随真主使者和他弟子的脚步前进,动员了全社会人民的慈善热情,到处都创建了社会慈善服务的机构,把人类文明推向了高潮,展现了文明的鼎盛时代。事实上,在那个历史时期,全国各地慈善组织遍地开花,不论数量或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人们以乐善好施为荣耀。慈善事业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成为社会的精神凝聚力,约定俗成,深入人心,构成了全民的普遍意识,社会的财富流动通畅,造福人民,帮助了饥寒交迫的贫困户。富裕的家庭,不是把全部财富留给家族和子孙后代,而是在真主启示的感召下奉献给全社会,用于慈善事业。

在奥斯曼时代出现的伊斯兰人道主义精神,水涨船高,蔚然成风,不但对有困难的家庭给予同情和帮助,而且对艰难中的动物,甚至植物,也给予照顾和关怀。那是一个光荣、伟大的时代,一切以伊斯兰的精神为生活准则,向全世界的穆斯林表现了无限的仁慈和善良。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之内,社会服务的慈善组织成千上万,对受到伤害的人的照顾不存在被遗忘的角落。

有一段圣训说:“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对其他人有益者。”(Suyuti, Al-Jamial al-Saghir, vol. II, 8 )这就是奥斯曼帝国所提倡的社会原则,而且根据这个原则开展了规模宏大、无处不在的慈善服务的社会活动。

全国开展各种形式和方式的慈善活动和社会服务运动,覆盖辽阔的地域,无孔不入,但也并非千遍一律,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服务对象和工作方式。根据各地的风俗习惯、物质实力和特殊需要,社会服务的项目和形式都不尽相同,但都表现了伊斯兰的瓦格夫精神。

各地以瓦格夫为宗旨的社会慈善服务,形式多种多样,我们无法一一查清,但可以归纳几种最普遍的类型,概括如下:

—- 建造或维护清真寺、设立贫穷旅行者客栈、修行寺院、祈祷场所

—- 建立教育机构,如经学班、古兰经书院、工作技能培训学校

—- 难民收容所、长途马帮客栈、旅店、公共浴室、医院

—- 街区清真寺、图书馆、招待所

—- 挖井、开运河、修水道、供应饮用水

—- 建立贫民食堂、托儿所

—- 释放奴婢、还债赎身

—- 向贫困户赠送柴草和米粮

—- 替帮工打杂的工人赔偿损坏的盆碗

—- 为孤儿女孩准备嫁妆,筹备婚礼

—- 帮助穷人还清债务

—- 向孤儿寡妇供应生活资料

—- 帮助穷学生衣食和学习用品

—- 宗教节日期间组织穷苦孩子聚餐和联欢

—- 协助穷苦户料理葬礼

—- 对老人或单身女子提供社会安全保护

在奥斯曼帝国领域中,社会慈善服务活动到处可见,整个社会织成一个严密的慈善服务网络,彰显了伊斯兰的文明特征。人人想慈善,人人做慈善,人人可以得到慈善帮助,慈善文明遍布全社会。

众所周知,在奥斯曼帝国版图上,有两个特殊的城区:麦加与麦地那,被称为是“禁地”(Haramain),属于受真主特赐的纯洁圣地。那里的慈善服务是全帝国领土内的示范模式。我们的先辈们对那里的慈善服务工作做得尤其周到,对当地贫穷居民的关怀无微不至。在那两座圣城地区的慈善工作,目标更为崇高,不仅要保证贫民的衣食无忧,而且保证社会安定、和谐与吉祥。帝国各地均以这两大圣城慈善服务为楷模,效法那里的制度和方法,所以从欧洲的巴尔干到印度洋之滨的也门,都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建立了正规的慈善服务机构。各地的慈善服务主要依靠本地税收和慈善捐款,而对圣神“禁地”的两大圣城及其周边地区,历届奥斯曼苏丹王政府都特别拨款援助,例如每年更换卡尔白的丝绒幕罩和节日期间的慈善捐款(surre alayi)。奥斯曼帝国政府对两大圣城的朝觐活动都有巨额补助,一直延续到最后一位苏丹王逊位才告终止。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圣城地区出现了谢理夫•侯赛因发动的武装起义,对抗奥斯曼政府,当时的麦地那总督法赫丁帕夏已经收到从首都伊斯坦布尔运来的圣城礼物,装满了三百多个大木箱,他为了保护这些财产不被抢掠,原封不动运回首都。由此可见,奥斯曼帝国对伊斯兰圣城的珍视和保护。

在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数百年里,帝国政府的苏丹王、各级臣僚和各地慈善家们,对伊斯兰圣城福地的尽心帮助和维护是整个穆斯林世界有目共睹的成就。历史文献中记载了许多社会名流和文人墨客的赞美词和感激之情。

对待孤寡老人慈善服务,各地都有不同措施给予他们生活帮助和物质供应,如每天按时直接供应饮食,而对尚有劳动能力的孤独老年妇女,慈善机构免费赠送给他们羊毛绒,鼓励他们纺线和编制衣物,可以获得劳动报酬。让老人们有所作为,自力更生,维护老年人的生命尊严,而且保障她们生活无忧无虑。

如上所述,奥斯曼社会的慈善意识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慈善之心所展现的行动,不仅对于人类,甚至惠及动物和植物,凡是真主造化的生灵都受到保护。例如在帝国之内,许多地方有专为收养受伤动物或候鸟的动饲养所。这类动物收养所或其它保护动植物措施的花费,都由慈善组织承担。十八世纪有一位在奥斯曼帝国领土上四处旅游和考察的法国军官科姆特•波捏威尔(1675–1747),对他所见奇怪现象感到不可思议。他说:“这些土耳其人,喜欢做傻事,他们花钱雇人,对树浇水,是害怕树木承受不了干旱的天气。”

在当时的慈善事业中,很注重信仰与精神的教育,在慈善组织中都设有精神导师的职务“穆尔希德-卡米尔斯”(murshid kamils)。一般都是学问高深的苏菲学者,德高望重,担任慈善组织的精神指导或培训职责,要求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员和群众,必须遵从严明的信仰纪律和道德准则,例如公益、慷慨、仁慈、真诚。

在帝国各地,可以经常看到苦行僧居舍,专门接待追求精神修行而四海为家的行者,向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他们可以在长期居舍里开展修炼和传道活动,讨论社会道德问题,互相交流,称之为“口授文化”。他们的讨论和宣传,同时也给全社会的慈善服务增添了精神力量,促进了慈善事业深入发展和民族团结。其实,这些游方者的居舍本身就是慈善服务的一种形式。每个居舍都有相当人数的年青人,向南来北往的游方学者学习,最后成为“遵道人”(vakif Insane),这些学业有成的遵道者多数都热心于开展慈善活动,开辟新地区,建立新的慈善组织。

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许多以精神信仰为基础的社会慈善服务组织,一直保留到现在,他们还在继续工作,满足社会的慈善需求。有悠久历史的慈善服务还在发挥功能,如清真寺、平民医院、供水站、部队营地、贫民食堂,人们难以忘怀当年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辉煌文明。

帝国时代的慈善服务是在全社会开展的广泛运动,妇孺皆知,从苏丹王到平民,在人们大脑中建立起立稳固的慈善意识。这要归功于当年监管和指导慈善服务的精神导师们,他们的教导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有一位著名的精神导师阿齐兹•马赫姆德•胡戴伊曾经给当时的苏丹王穆拉德三世(1514-1595)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想当年你的祖上苏莱曼苏丹王曾经从斯塔朗德扎山上引水下山,向人们提供饮用水,解除了民众饥渴的困苦。你就应当把博卢山上的木材运送下来,分发给民间,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奥斯曼帝国管辖着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因为坚持以德治国,才保证了这个大帝国的和平存在,繁荣富强。帝国的臣民有贫富的差别,人群有阶级与强弱之分,但是他们能够共同生活中一个体制之内,分享共同的仁爱精神。历来人们所梦寐以求的“社会公正”,早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就成为现实,它的基础上在虔诚信仰指导下的慈善事业。

一种文学写作形式是“小说”,直到土耳其奥迪曼帝国的晚期才出现。考察其原因,是当时的社会很少激动人心的社会矛盾,或者催人泪下的精神煎熬。例如近代的一位土耳其作家柴米尔•麦里奇(1916–1987)说:“在奥斯曼时代,很难找到构成社会悲剧的小说素材。”

根据基督教的精神,“仁慈”是被上帝接受的美德,但是在西方社会,以信仰为基础的慈善服务并不普遍,与穆斯林社会相比有明显差别。我们从古代驻土耳其的西方大使和官员们留下的各种文字记载和回忆录中看到他们的对伊斯兰社会的感想,并且向他们的政府提议,应向穆斯林社会学习,所以慈善服务逐渐得到鼓励和发展,形成许多如今所见的慈善基金会。例如著名的法国大使布斯博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对穆斯林社会的慈善服务表示赞赏,坦率承认自愧不如。

奥斯曼帝国时代在社会慈善服务中遵循伊斯兰的道德原则,奉献者与受益者互相不直接接触,彼此不认识。这样的慈善方式可以避免奉献者存有虚伪之心,用慈善炫耀自己。穆斯林的慈善多数是通过社会慈善机构,例如清真寺和贫民客栈,捐助的人不必公开露面,不与受益人直接交流,其实际效果是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沟通。

号称“征服者”的苏丹王穆罕默德二世(1432-1481),对待他们的臣民是个软心肠的领袖,具有王室人员慈善的代表性。他在文告中写道:“我,伊斯坦布尔的征服者,同时又是真主的奴仆,苏丹王穆罕默德,决定把我用私人财富在伊斯坦布尔区域内购置的136处房产奉献给慈善事业。我的捐赠还包括以下内容:

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每条街上都雇佣了两名管理人员,负责管理这些房产和每年收入。在他们巡街的时候,必须手提木桶,里面装满泥土和白灰,凡是看到出现道路不平的地方,负责填补路面上的坑坑洼洼。他们每天的工作可以获得20个硬币的报酬。

此外,我已委派十名外科医生,十名内科医生,三名卫兵,负责治安和对伤病患者给予及时治疗。他们必须按时巡查他们管辖的街区,挨家挨户查看是否有人受伤或生病。如果发现病人或其它困难,应及时帮助他们。如果医疗能力不足,可以把病人送到附近收容所,享受免费医治。

真主不许可我们见死不救,譬如饥荒。对发生饥荒的地区,发给当地老百姓一百套枪支弹药,允许他们进入巴尔干山区上山打猎,以便渡过灾荒时期,但鸟儿生蛋和兽类哺育期例外。

生活中伊斯坦布尔的贫民和烈士家属,可以到我办的贫民食堂免费用餐。如果他们行动不便,应当责成专人为他们送饭,但必须在夜间,不要使他们感到羞辱……。”

从这篇文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穆罕默德二世苏丹王所提倡的慈善事业,体现了伊斯兰精神的慈善服务原则。此外,他严禁人们“随地吐痰”,在饥荒年代许可人们上山打猎照顾病人和老人,规定在动物繁殖期禁猎,保护生态平衡。他的仁慈之心,考虑周到,不仅维护人类,而且保护动物。

这是发生在五百年前的历史事实,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现代人所热议的环保或生态平衡,伊斯兰精神已是人类文明的先行者。他们的道德示范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学习。例如给阵亡烈士家属供应的饮食,一般都在天黑之后派人送去,既维护了受益人的尊严,又表现了捐助人的诚意。这些好传统,给后代人留下了好印象,成为永久的示范。

我们今天从这些先人留下的文字记载中,了解了我们光荣的过去。由此可以看到,当年的奥斯曼社会,人民是如何以善良和仁慈的精神力量互相凝聚在一起的,是伊斯兰精神在社会实践中的充分体现。

想当年,人们有一个习俗,当家有病人的时候,在家门上插上一支红花,这样就等于告知过往的行人,走过门外时要安静,不要打扰屋内的病人。以上这些例子只不过是管中窥豹,见其一斑而已,但足以表现当时社会的基本面貌,如街坊邻居互相尊重,社会和谐。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优秀传统不胜枚举,写成任何一部大书,都可能是言尤未尽。

究竟在奥斯曼时代先后建立起过多少家慈善机构,这个确切数字无法确定,但人们粗略统计过,可能超过两万六千三百多家。他们的工作性质和方式多数大同小异,都是建立在诚心诚意为民服务理念上的慈善行为,是我们先辈们为我们留下的一笔精神财富。帝国政府对社会公益事业有严密的管理制度,例如新成立一家慈善机构,必须向当地政府申报批准,并且接受政府定期查账和监管。

社会慈善事业,在社会安定、国家昌盛的时候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在遭遇到艰难困苦的年景里,就是一种重大的考验,其意义也不同于寻常。在1877到1878年间,土耳其与俄罗斯发生了一场战争,土耳其失利,丢失了巴尔干半岛上鲁米利亚地区的大片领土。几十万难民从巴尔干半岛迁移到伊斯坦布尔来,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需要吃住和看病,政府无法挑起全部重任,而是当地的慈善机构做了出色的工作,他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帮助政府赈济了所有这些难民。类似的局势又在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次发生,政府只能依靠民间的慈善机构协助,解决由于战争引发的难民潮问题。例如数百万人涌向一个安全的地方,慈善组织须向他们及时提供饮食,安置他们临时生活。一个最近的事件再次证明了土耳其人民慈善服务传统的有效性,就是1999年8月17日发生在马尔马拉地区的大地震。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慈善事业发挥了伟大精神及其辉煌成果,永远不会被土耳其人民淡忘。真诚的慈善,不仅是为了对应一时的危机需要,而是经年长久地时刻活跃着,呼之即出,招之即来,对于任何一名亟须求助的个人都是及时雨。这就是我们慈善事业社会服务的基本特征。

即使在风调雨顺国泰平安的好年景里,也不是慈善事业高枕无忧无所事事的日子,任何时候都有许多社会公益的事可做,政府须依靠善良人们从事慈善服务,确保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有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索科鲁•麦赫茂德(1506–1579),他是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一名重臣,人称他是“帕夏”,原籍是塞尔维亚。像他这样的高官在奥斯曼鼎盛时期有很多,他们在和平安定时期热心于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并且创建了辉煌的成果。索科鲁在他任职过的地方,不论是首都伊斯坦部尔或是外地省市,他所到之处,都为当地居民的福利着想,开展利民建设规划,建造清真寺、医院、学校、供水站和其它大众公益设施。古代的一位著名土耳其旅行家埃弗利亚•切利比(1611–1682)对索科鲁建立贫民客栈有如下描述:

“…… 如果有人从郊外半夜进城,(客栈)开门迎接他们,宾至如归,不论男女,让他们吃上一顿热饭热菜。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蹲在露天地里过夜,这一晚上要保证他们有地方避风雨。

早晨的时候,服务人员向每个暂住的客人喊话:‘穆罕默德的教亲们,请你们听仔细。你们的私人物品、你们的身体健康、你们的马匹牲口、你们的衣服杂物,请各自保管。你们还有什么需要,尽管说话。’所有的客人都异口同声回答:‘平安无事。感谢你们的善心,求真主恩赐你们。’天一亮,大门洞开,居住者可以自由出入。

外出的客人会听到管理人员的祝福和告诫,如
‘出门要多加小心’、‘走路时不要沉思走神’、‘对陌生人不要过分信任’、‘你们安心走吧,求真主护佑你们一路平安!’”

另一位奥斯曼的慈善大臣是艾沙德•埃芬迪(1570–1625),他被人们尊称为“纳吉卜•艾尔-艾什拉夫”(先知的代理人),是一位知名的大学者,担任过奥斯曼帝国大法官。他曾经留下许多名言,表现了他内心里的慈祥和善良,他的任官之道是:“……任何无力自助的人,不论生病、年迈或贫困,都应当得到社会慈善照顾和关怀。孤儿的女孩,到了结婚的年龄,要为她们准备嫁妆,帮助她们成立家庭。”

在奥斯曼帝国的数百年间,凡是到过帝国领土的西方人对社会慈善服务所见所闻无不深受感动,即使抱有固执偏见的西方作家,也克制不住要说一些客观的公道话。大量的事例都可见诸文字记载,例如伊斯玛尔•哈米•达尼斯蒙德的著作《土耳其人的传统与美德》(Eski Turk Seciye ve Ahlaki)。根据这本书的记载,法国古代的一位旅行家都•卢瓦尔在巴黎出版过一部世界游记,其中一部分是对土耳其的游历感想。他说:“在此我把对土耳其的印象归纳一下。他们的慈善服务不仅关怀人类,而且惠及动物。在全帝国的领土上,到处可见 Imarets(贫民食堂)的机构,对所有贫苦人都一律接待和照顾,不论信仰什么宗教。旅行的过客到那里受到接待,允许居住三天,每天供应一盘米饭。

“在帝国领土上,除了贫民食堂,还有各种商队客栈(caravan serais),也是穷苦人可以得到免费食宿的地方,对所有的人来者不拒。

“在公路边,经常可以看到好心人修建的饮水供应站,以解旅行者的干渴。城市里,饮用水供应站也很普遍,并且有专人管理,为小区服务。

“有钱人,想发善心,他们到监狱里去看望犯人,问他们有谁是因为负债坐牢的。这些富人志愿为这些负债犯人还清债务,帮助他们获得释放。也有许多富人,到处打听附近有没有实际困难而羞于张口的穷苦人,他们愿意秘密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尊严。”

一位荷兰的旅行家科尔奈勒•布鲁因(1652–1727)曾经到过奥斯曼帝国旅行,他在一篇游记中写道:“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土耳其人都有慈善和虔诚服务的良好习惯,他们的慈善心要比西方的基督教徒强得多。因此,在奥斯曼的国土上很少看到讨饭吃的乞丐。”

“土耳其人把慈善理解为人人应当做的事,如果不出钱,就出力,用自己的体力帮助别人。我们看到那些义工们修桥补路,装满路边的饮水桶。如果遇到洪涝灾害,有许多人出来帮助受灾的难民。全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慈善服务,他们只做善事,慷慨解囊,而从不要求回报。假如有人对他们的慈善服务付款,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他们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敬畏真主。”

瑞典的一位历史学家莫拉吉尔•德奥桑(1779–1851),他曾出任过瑞典的外交官,是《蒙古侵西史》的作者。他说“在土耳其,全社会都向孩子们做榜样,父母、亲友和邻居人人如此,把他们养成为社会慈善服务的习惯。由此,人性中优秀的质量得到弘扬,如同情、善良、助人;而人性中恶劣的品性得到遏制,如自私、吝啬、贪婪。人人都有服务社会的善良愿望,愿意无偿帮助别人。在穆斯林社会,为了帮助别人渡过难关,从来都不是一件难事。在这一方面,全世界唯独穆斯林慈善工作做得最好。”

下面是一封信的摘录,是由一名住院的小病人写给他父亲的。他在信中告诉他父亲在一家穆斯林医院里看到的慈善服务工作状况。“亲爱的爸爸。你来信问我是否需要用钱。我得知,当我病愈出院时,我将会得到一套衣服和五个金币,所以出院后不必马上找工作。你也不必为我卖掉你的羊 ……。

“我真不想很快出院。病房里的病床很柔软、舒服,床单都很干净、雪白,毛毯被褥都很松软、温暖。每间病房里都有饮水设备。冬天的夜晚,所有房间都有暖气。这里工作人员都十分热忱、仁慈和善良,对病人精心照顾。胃口好的病人每天都能吃上鸡肉或羊肉。我邻床的一个病人告诉我,其实他已病愈,但还不想走,多住一个星期,因为这里的伙食太好了。医生来看望他,发现有问题,就请他大吃一顿好饭菜,证明他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就请他出院了。如果你有时间,请你来看望我,不要等到他们给我供应油炸鸡块的时候,那是要赶我出院了。”

在全国各地两万六千三百个慈善机构之中,有一千四百家是土耳其妇女创建的组织。最为突出的一位女士是王妃努尔•巴诺(1525–1583),她在安纳托利亚和伊斯坦布尔的欧洲区建立了数个纪念碑式的大慈善工程,如乌斯屈达尔的大清真寺,附属贫民食堂、伊斯兰学校、医院和男女浴室。这位深得苏丹王宠爱的王妃原是犹太人,她父亲是犹太小区著名领袖亚塞夫•纳西。他为躲避基督教徒的大屠杀从西班牙移民来到了奥斯曼帝国,他的智慧受到宏伟的苏丹王苏莱曼的重用,但在下任苏丹王赛里姆统治期间他远离朝政,利用他的皇亲身份从事商业经营,成为大富翁。他的女儿努尔•巴诺与她父亲不同,居住在深宫禁苑之内,深受伊斯兰文明熏陶,成为杰出的穆斯林女士,热衷于普通民众的慈善事业,被誉为奥斯曼帝国辉煌时代的伟大慈善家。

另一位著名的慈善家皇妃是马赫佩克•科喜姆(1589–1651),是阿赫默德一世苏丹王的妻子,老苏丹王去世之后,便成为皇太后。她利用苏丹王爱妃之威望,从事民间各种慈善事业,如建造大清真寺。她参加了乌斯屈德交通要道的奇尼里清真寺的奠基典礼,这座清真寺有附属的学校、喷泉、圣训学院和男女公共浴室。除了建造大清真寺,她还热心于各种扶贫救苦的慈善项目,如照顾孤寡老人、帮助孤儿女孩的婚事、赈济灾民。

科喜姆皇妃没有完成她的规划,她慈善工作的继承人是伊布拉欣苏丹王的爱妃哈蒂斯•图尔汉。在她的王权和影响下,给许多地方修建了慈善设施,如学校、学院、图书馆、贫民食堂、饮水供应站。值得一提的是,她指示清真寺饮水供应站在斋月期间向民众供应蜂蜜果汁,而且必须用产自雅典地区的优质蜂蜜,招待坚守斋戒的穆斯林民众,表示她对慈善事业的全心全意。她投入了一大笔财产,专门用于维持慈善事业,例如在她主持的各类慈善机构中雇佣了116名职工,由她的私房钱发放工资。

在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有两座皇家大清真寺是以米赫丽玛公主的名义建造的,标志着帝国皇宫中女眷的慈善热情。米赫丽玛公主(1522–1578)是苏莱曼一世苏丹王的女儿,从小受父亲宠爱,跟随父亲远征北非。17岁结婚,夫君是首相,但夫妇感情淡薄,继续跟随她父亲到帝国各地视察。她得知麦加圣城饮水困难,她变卖了她的首饰,拿出个人积蓄,出资修复破损的水道,把清水从远处运送到麦加和阿拉法特,为世界各地前来朝觐的哈吉服务。所有这些壮举都是隐名埋姓秘密进行的,甚至连兴修水道的工程师都不许可公布这个工程的真正赞助者。

再说一位名声显赫的奥斯曼帝国母后贝芝米雅伦(1807–1853),是马哈茂德二世苏丹王的第二位妻子,但是她在23岁时看到她儿子阿布杜•麦基德一世登基为王,她便成为皇太后,关心朝政,担任垂帘听政的角色。现代的土耳其人民能够看到贝芝米雅伦母后所遗留的多处慈善工程,第一是位于道尔玛巴奇王宫附近的皇家清真寺和伊斯坦布尔的加拉塔大桥。还有一座用她个人财产建造的大医院,这座有附属清真寺的医院从1843年开始对外服务,直到现在,是一家国内外知名的贫民医院,因为从兴建日起就有慈善服务性质,保持皇太后建造此医院的初衷不变。人们还记得她命令中的名言:“即使从遥远的大马士革,也要把清水送到麦加,供给朝觐者们饮用。”“如果家庭女佣打碎了盘子碗,由我们赔偿她们的主人,要保护她们的自尊心。”

在当年奥斯曼帝国的重要城市里,经常可以看到有宫廷女眷们兴建的慈善服务设施,如麦加、阿拉法特、伊斯坦布尔。这些工程各种各样,有清真寺、学校、医院、孤儿院、敬老所、饮水供应站。在伊斯坦布尔用水方便,地沟通畅,运河交通发达,许多地方的古代建设工程归功于宫廷女眷们的慈善心。阿布杜•哈米德二世(1876–1909)命令在伊斯坦布尔建造的许多优质泉水供应处,至今还是市民们的生活必须品,被人们称赞为“哈米德耶泉水”。人们不会忘记这位奥斯曼帝国末期的一位贤明君主。

我们的祖先们,虔诚地创立了各种社会服务的慈善事业,他们当年的动机只是祈求真主在后世里得到报偿。从功能上说,这些慈善事业的成就不仅服务了当时的民众,而且继续依然存在,为今天的民众服务。更为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必须继承前人的虔诚信仰、善良的心灵、服务于社会大众的纯洁意念。他们是我们穆斯林民族的骄傲,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伊斯兰慈善精神更值得我们进一步弘扬。

真主啊!求你引导我们成为虔诚的穆斯林,我们决心服务于真主造化的众生灵,我们决心遵循真主的命令,接受真主的委托。

阿敏!

[1].    以真主发誓